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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上半年我到北京上課，客戶是台灣一家非常大的集團，走遍台灣、上海兩地的九梯課程，最後一梯來到北京。課程結束後，客戶招待全聚德烤鴨大餐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我作勢要先離開，一來我不勝酒力，二來北京的朋友等著我散攤。

Roger是我2006年在外商科技業的首批學員，課後互動不多，反而是我積極跑大陸上課後大家比較熟，他不僅關注我的臉書，連我到北京上課他都知道。我在客戶與朋友間作了平衡與取捨，當天晚上他的太太也出席，我在全鴨大餐後，光吃小點與喝杯飲料，都能聊上三個小時。

當時的他們還沒有孩子，老公外派北京，太太一起前往，夫妻鶼鰈情深溢於言表，我很羨慕小夫妻一起打拼的伴侶情感，明明很辛苦，卻仍能甘之如飴的堅強與自得其樂。

六年後，兩人都返台了，多了兩個孩子，他用微信跟我聯絡，我在忙碌的行程中擠出一個空檔，我們約在台北車站B1的咖啡店，聊著聊著，時間也過了兩個小時。

Roger：「我跟你在北京碰面，一年之後我到了美國，一待就是五年，年後剛回國，現在回到台北公司上班，一切都變了。」

我：「怎麼說呢？」

Roger：「北京的薪資水平越來越高，機會也愈來愈多，台灣人不見得有優勢了，而美國那邊全都是老人，上班真的很無趣。」

他接著說：「六年前是大陸人report 給台灣人（或是香港、新加坡人），現在全反過來，北京等著晉升的人，多到排到門口，哪能輪到我？」

「連我的保險福利都被刪掉，擺明要我走，去了美國，更是厭惡那種等退休的環境，我剛滿四十，孩子都兩個了，不想這樣下去，還是回台灣好了！」

我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惆悵，說不出口的那種，堂堂邁入四十歲中年男子的無比惆悵。

兩個小時，我們一共喝了四杯咖啡、果汁，吃了三個小鬆餅與點心，要不是來往行人越來越多，人聲吵雜，我們針對這個話題，一定可以聊上三天三夜。

二十年來，台灣的局勢與優勢每況愈下，其實在商場上打滾的人都知道。以前是男人跑大陸，女人留台灣，現在是男人跑東南亞繼續拼，女人到大陸工作也在拼，台灣好的工作機會確實不多，不往外發展，難道要躲在舒適圈裡，終老一生嗎？

很多人是不願意的，尤其是年輕人，那些還有夢的年輕人。

「傾中也好，反中也罷，趨勢浪潮上，該發生的，一件也不會少」。很多事都是可以預料的，而「台灣少數人選擇不聽、不聞、也不見，而那些多數人卻選擇默默的改變」，有些事在台灣，有著「只能做，卻不能說的苦」。那些主導台灣議題發言權與談論權的人，卻為了自己奢侈的夢想，逐步耗損大多數人的夢想。

我問Roger：「美國呢？」

他回：「一個外商總部，全辦公室平均年齡41歲的公司，能搞出什麼大夢，我不抱任何希望，我還是那個拉低平均歲數的人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其實台灣也跟美國差不多了，小的出走，老的留守，沒有搞頭，我無比的惶恐。」

我：「你說話還押韻哩。」

我們互看一眼，笑了笑，再喝一口咖啡。

是的，很多事不能說，只能做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傾中與反中都是假議題，台灣若不強，沒人會鳥我們，政府、人民、經濟都要強，連棒球都要強。

我問Roger的下一步，他說：「台灣現在八個主要部門的主管，跟他外派北京與美國前，全部是同一批人，青壯派都沒有機會，一個一個走了，出去的不見得會更好，但留下來的一定更糟。」

我：「你好悲觀！」

Roger：「樂觀救不了我，只有夢想與創業可以，憲哥，我們有機會合作嗎？」

我笑了笑。

上了高鐵離開台北車站，心裡面著實很難過，Roger說出了我們大多數人不敢說出來的話，而台灣現在的氣氛是：「你成功了，屁話都是對的；沒成功，對的話都是屁。」

我雖不想我兒子以後的老闆是大陸人，但這也是趨勢，會發生的，一件都不會少。現在的我，心裡面想的都是那天談話的種種，心裡的惆悵也不言可喻。